一如既往地从杂志上拿到了免费的电影票，兴冲冲地来到入座率极低的电影院，检票员说：我们老板说，你们被禁止入内。问为何，答：上次有人拿了票却没有看指 定电影，而是跑到其它专场去看大片。又问：您确定是我们这样做的么？答：不知道，我们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老板这样说了，所以很抱歉，你们不能进 去。不忿，那请你们老板出来如何？好，与老板对峙，同样的回答：“我们没有专门记下名字，但是，她(指着一个第一次来这家电影院的中国同学)，我清楚地记 得上次和其他三个中国人一起，已经得到我们的警告——他们是被禁止入内的。”转而觉得这样的言语不妥，补充道：“我们也有发现其他群体有类似行为。总之， 不好意思。”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了，如果再继续下去，结果就是警察出场了。这就是再完善的《德国法典》也管不到的地方——软法律。却不禁想起若干年前悬挂在 上海外滩公园的那块吊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那段历史如下：
"The Public Garden was closed to Chinese people between 1890 and 1928, and according to a popular myth, a sign at the park's gate read "No dogs and Chinese are allowed". However, it is rumored that no such sign existed and the regulations instead stated "The Gardens are reserved for the foreign community", and further down: "No dogs and bicycles are admitted". In any case, the banning of Chinese from Huangpu Park and other parks in China has remained in Chinese public mind as one of the many moments of humiliation by the Western powers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Wikipedia, 2009).
中文引文，来自雅虎知识：
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根据本人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择要罗列于下，供楼主参考：
一、由来已久的不满和抗议
外滩公园是上海第一个正式公园，建成于1868年。租界当局一开始就在公园门口派驻巡捕看守，不准中国人入内，曾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1878年6月的《晋源报》和《申报》均就此发表文章，对华人不得人园一事鸣不平：“华人独禁，不许一游……殊属不公。
1881年4月6日，虹口医院凯军（译音）等8人想进公园，被门警阻挡，为此向工部局（上海公共租界的统治机关，受外国驻沪领事团和驻华公使的监督） 提出抗议。工部局秘书索尔本（R. T. Tharburn）复信说，“我要解释一下，工部局并不认为中国人有进入（公共）花园的权利。”（见工部局1881年年报）
1885年11月25日，陈泳南、吴虹玉（译音）等8人入园受阻，这些人为此联名写信给工部局，指出：“一切剥夺我们权利事件之发生，我们都表示反对。”工部局12月2日复信，“不准备给予这项权利。”（见工部局1885年年报）
1886年7月下旬，又发生宋耀如（宋庆龄的父亲）、颜永京等6位牧师，手捧《圣经》来到外滩公园进行和平抗议的事情。（见《宋氏家族第一人》，北方文艺出版社）
在此期间《申报》曾于1881年4月28日、29日、1885年12月8日、1888年9月21日、1889年8月11日先后发表文章，论述对华人被 禁入园的不满。“名之曰公家花园……而其实乃系私家”，“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西人得以人园中游，……而独于华人则严且厉 禁不得擅入”。1909年1月27日，《申报》更于第四版的上方正中地位，刊载了一张大幅照片，并加大字标题：“不准华人入内之上海公园”，以示抗议。
在清末民初的地方志书中，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强烈的不满情绪。1907年，清朝有位文人李维清在编《上海乡土志》时写道：“黄浦江滨，西人有公园，芳 草如茵，鲜花似锦。东西各国之人皆可游玩，即印度亡国之民、洋人豢养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独禁华人入内，是彼之蔑视华人，且奴隶犬马之不若矣。喧宾夺主， 实堪浩叹！可知当今之世，惟有强权足情而已。我侪宜若何努力，以洗刷奇耻耶！”
民初有位姚公鹤，1917年写了一本影响较大的《上海闲话》史料笔记，提出“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问题，文中写道：“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之所，每 不准华人之擅人，喧宾夺主，无过于此。今之跑马场及白大桥下之公园，其最著矣。……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 ‘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
清末民初的《上海指南》中，在介绍西人公园（即外滩公园）时，在介绍公园概况后，几种版本都注明“华人不得入内”。
当时工部局公开的条文，如1913年7月，工部局公布的花园（即外滩公园）与预备花园的规则中，其中第1条“这些花园只准外国人（社团）进出”，第2 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1914年公共租界巡捕房公布的《公家花园章程》中，其中第1条“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4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 准入内”。1916年5月工部局公布的（公园规则》6条，其中第2条“狗与自行车不入内”，第3条“华人不准入内，但外籍居留者的仆佣外”。1917年9 月在外滩公园修订的《公园规则》10条，其中第1条“公园只准外国人入内”，第4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
二、中外人士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揭露与谴责
郭沫若在1923年8月28日夜所写的《月蚀》一文（见1923年9月2日《创造周报》第17号）中愤然写道：“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蔡和森在1923年11月16日第46期《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割八十年的上海》一文指出：“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 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孙中山1924年11月25日在题为《中国内乱之原因》（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的演讲中指出：“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射人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
一、由来已久的不满和抗议
外滩公园是上海第一个正式公园，建成于1868年。租界当局一开始就在公园门口派驻巡捕看守，不准中国人入内，曾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1878年6月的《晋源报》和《申报》均就此发表文章，对华人不得人园一事鸣不平：“华人独禁，不许一游……殊属不公。
1881年4月6日，虹口医院凯军（译音）等8人想进公园，被门警阻挡，为此向工部局（上海公共租界的统治机关，受外国驻沪领事团和驻华公使的监督） 提出抗议。工部局秘书索尔本（R. T. Tharburn）复信说，“我要解释一下，工部局并不认为中国人有进入（公共）花园的权利。”（见工部局1881年年报）
1885年11月25日，陈泳南、吴虹玉（译音）等8人入园受阻，这些人为此联名写信给工部局，指出：“一切剥夺我们权利事件之发生，我们都表示反对。”工部局12月2日复信，“不准备给予这项权利。”（见工部局1885年年报）
1886年7月下旬，又发生宋耀如（宋庆龄的父亲）、颜永京等6位牧师，手捧《圣经》来到外滩公园进行和平抗议的事情。（见《宋氏家族第一人》，北方文艺出版社）
在此期间《申报》曾于1881年4月28日、29日、1885年12月8日、1888年9月21日、1889年8月11日先后发表文章，论述对华人被 禁入园的不满。“名之曰公家花园……而其实乃系私家”，“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西人得以人园中游，……而独于华人则严且厉 禁不得擅入”。1909年1月27日，《申报》更于第四版的上方正中地位，刊载了一张大幅照片，并加大字标题：“不准华人入内之上海公园”，以示抗议。
在清末民初的地方志书中，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强烈的不满情绪。1907年，清朝有位文人李维清在编《上海乡土志》时写道：“黄浦江滨，西人有公园，芳 草如茵，鲜花似锦。东西各国之人皆可游玩，即印度亡国之民、洋人豢养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独禁华人入内，是彼之蔑视华人，且奴隶犬马之不若矣。喧宾夺主， 实堪浩叹！可知当今之世，惟有强权足情而已。我侪宜若何努力，以洗刷奇耻耶！”
民初有位姚公鹤，1917年写了一本影响较大的《上海闲话》史料笔记，提出“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问题，文中写道：“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之所，每 不准华人之擅人，喧宾夺主，无过于此。今之跑马场及白大桥下之公园，其最著矣。……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 ‘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
清末民初的《上海指南》中，在介绍西人公园（即外滩公园）时，在介绍公园概况后，几种版本都注明“华人不得入内”。
当时工部局公开的条文，如1913年7月，工部局公布的花园（即外滩公园）与预备花园的规则中，其中第1条“这些花园只准外国人（社团）进出”，第2 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1914年公共租界巡捕房公布的《公家花园章程》中，其中第1条“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4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 准入内”。1916年5月工部局公布的（公园规则》6条，其中第2条“狗与自行车不入内”，第3条“华人不准入内，但外籍居留者的仆佣外”。1917年9 月在外滩公园修订的《公园规则》10条，其中第1条“公园只准外国人入内”，第4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
二、中外人士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揭露与谴责
郭沫若在1923年8月28日夜所写的《月蚀》一文（见1923年9月2日《创造周报》第17号）中愤然写道：“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蔡和森在1923年11月16日第46期《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割八十年的上海》一文指出：“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 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孙中山1924年11月25日在题为《中国内乱之原因》（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的演讲中指出：“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射人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
Sourc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Huangpu_Park
http://ask.koubei.com/question/1307082202255.html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